社会救助问题

        一、给定材料

        1、王少华住在湘潭市第一中学附近，一套小小的三居室，装修简单，家具陈旧。狭窄的客厅的墙壁上，挂着 “捐资助学”、“助贫助学子”、“热心帮助特困家庭” 三面锦旗，这些都是他曾经帮助过的人送来的。
        与其他“慈善家”们不同，王少华是跑腿找好心人“讨”钱来资助别人，属于“慈善中介”。每天清晨，他早早起床，挤上公共汽车，开始一天的讨钱行动。大街上，许多人会冲老王说：“嘿，老王，又去讨钱了？” “老王，今天讨到钱没有？”
        王少华心里明白，这些招呼有的出自真心，有的不无揶揄。对不同的人，老王或报以淡淡一笑，或大声回应说：“没讨到，你捐一点吧！”
每到一个单位，王少华都会先亮明身份，搬出一大堆媒体对他事迹的报道剪报，拿出需要救助对象的资料，最后再开口讨钱。有的时候，王少华还会拉上被救助对象一起，“听他们当面诉说，更能引起 人们的同情心。”多年讨钱，王少华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首先是找政府领导，大领导批条子，小领导给票子；再就是找有实力的单位，有影响的人，如实权部门或知名企业家等，这些部门和老板一般给钱会比较爽快。”
        为了讨钱，老王吃过闭门羹，受到冷嘲热讽，更多的是被“婉言谢绝”，老王只好用暂时忘记人格和自尊来对付。在一家国有企业， “我几乎被几名保安架出去的。”老王说，尽管自己一再说明讨钱是为了行善，但这家工厂的一名负责人对此却嗤之以鼻。“哦，见义勇为做好事啊！可我只知道钱进了我口袋就休想把它拿出来。”老王至今对那副嘴脸仍耿耿于怀。
        “但社会上毕竟还是好人多。”王少华说，湘潭市有一名副局长在得知自己讨钱行善的事后，每次找他都有收获，多时曾上千元，还经常自掏腰包雇车送老王下乡访贫问苦。然而，当王少华想“宣传”他时，这位副局长却跟老王翻了脸，并提出“约法三章”，其中就包括不要宣扬。像“副局长”这样的好心人老王一口气能数出很多，老王说是他们让自己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王少华讨钱大多是应人之邀。他的老伴刘静稀告诉记者，老王最受不了的就是求助者无助的眼神。
        湘潭市面粉厂下岗女工尹某夫妇已双双改制离岗，可２００６年，正在长沙上大学的独生子被确诊为双肾衰竭。这对于一个每月仅能领取5４0元低保金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在花光了所有积蓄和亲戚同事的捐款后，尹某只得上街乞讨，但头一天只讨得了２８.５元。万般无奈下，她找王少华哭诉。王少华旋即为她家募得约两万元的医药费，可自己却因劳累过度进了医院。“如果不是王伯伯，靠我自己讨这么多钱，不敢想。”尹某当着记者的面给老王下跪。
        此外，王少华的家乡湘乡市（湘潭市下属的一县级市）梅桥镇的贫困户或者孤寡老人、失学青少年有不少都是他的“慈善中介”对象。有的因此重获温饱、有的回到了学校，王少华近年还曾发起接孤儿回家过节和参观大城市（长沙）的活动，在湘潭市，影响很大。据统计，这些年，老王帮过的孤寡老人、贫病家庭和困难学生有４０多名（起）。
        王少华现在能讨到钱，多少缘于１３年前挨的那一刀。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王少华因勇斗窃贼被歹徒用刀捅破胸膜，这一刀虽然差点要了老王的命，却为他赢得了见义勇为的称号。此外，他还曾救过火、抓过扒手。
        与传统意义上做好事不求扬名的人不同，王少华将自己历次救火、抓扒手、爱心助学的经历都一一记载下来。特别是媒体对他个人的报道，王少华搜集了厚厚一撂。王少华说，自己出名是为了方便讨钱行善。 “新闻报道能证明我的为人，打消捐助者的疑虑。”王少华说，这一招很管用，有许多单位和领导就是因此才放心捐钱。
        在尝到“甜头”后，王少华更加懂得“利用”媒体。当别人找上门求助时，王少华先找媒体“爆料”，筹到了钱，又给媒体通报。
        周而复始，老王知名度越来越高，“行善”的路子越走越宽。不仅上门求助的络绎不绝，还有一些善心人纷纷表示要把善款直接交给王少华。在老王老家湘乡市，许多基层单位和学校甚至直接找王少华要求他讨些钱来帮助贫困学生。“讨钱行善”做到这个境界，老王更加乐此不疲。
        记者了解到，在一些被救助的对象和湘乡市不少人看来，王少华是个扶危济困的“老板”。经常是刚办完一件事，马上又有人来求老王“帮忙”。但随同王少华一块去“讨钱”的困难户和不少捐钱的人，看着老王在人家办公室点头哈腰、软磨硬泡的模样，又会觉得老王其实更像个“乞丐”。一些人陪着老王去“讨钱”，只敢站在门边远远地看，羞于开口。跟上两天，就落荒而走。因此在湘潭，有人称老王为“慈善乞丐”。
        对于这顶帽子，王少华和他一家都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乞丐讨钱的目的为自己，而王少华一家都有收入，衣食无忧，他讨钱是为了别人。
        一本写得密密麻麻的小本子，是王少华用来记录善款的“功德簿”。记者发现，金额最少的只有１０元钱，多的有２０００元。王少华说，这些能说明自己所募来的钱来源和去向有案可查。
王少华还希望能成立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义工联盟”或基金会。为此，他曾多方申请并与其他民间慈善人士联系，但一直没有进展。老王说，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发动更多的人来关心慈善事业。

     “资金由我们来募集并使用，但可以由政府监督。”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王少华的做法。慈善领域一位工作人员说，王少华的善款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政府部门和好心人的捐助，但最后名义上似乎全部变成了王少华个人的。
        更多的非议则是针对王少华讨钱的方法。湘潭市一些干部认为，王少华讨钱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政府机关，方式时常“死缠烂打”，一次要不到二次又来，讨不到钱就不出门，有时火气还很大。

        “如果湘潭多几个王少华这样的人，政府机关都无法办公了。”湘潭市一名干部说。
        但王少华认为，自己的行为和目的与官方的慈善机构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从社会募款，也都是用于扶危济困。“不过政府要照顾的面更广，慈善机构也难于帮到每一个救助对象；我‘一帮一’是对官方慈善的一种补充。”
        还有人告诉记者，湘潭大小机关，很少有没有被王少华劝着、追着买扫把、簸箕、卫生纸的。
        王少华承认确有其事，还主动带记者来到湘潭市一个小巷内的“勇为综合商店”。这家商店卷闸门紧闭。王少华说，有业务就开门，平时没有人守店。门面，是一家公司赞许他的义举，免费提供给他的，不收租金。打开卷闸门，记者发现，店内只有两捆扫把，２０来支拖把，其余的，就是旧塑料油桶等杂物，很零乱。“综合商店”墙上没有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倒是当地主要领导

要求帮助王少华解决困难，“弘扬社会新风”的批示复印件，被放大到１尺见方，高悬在墙上。“我退休工资只有几百元／月，搞慈善募捐，也需要车费、手机费，复印、打字费等经费，做点生意，是为了把慈善事业搞下去。”
        与这些非议相对的，是老王手中来自捐助对象的感谢信。此外，在老王的手机里保存着很多短信，一条署名“青岛大学生”的短信说：“您的事迹很了不起，最近实习有些收入想捐１００做个开头，请提供银行账号。望您坚持下去。”一个上海人打来电话说，他要来湘潭看望他，想为这里的困难户捐１万元钱。
        还有许多普通市民的支持也让王少华感动。有一次在讨钱的路上，一台出租车突然开到老王面前停下，司机打开车门请老王上车。“是王少华吧，我听说过你的事，你是一个好人。”“听到这些，我觉得心里暖暖的，有点控制不住自己，想哭。”说到这儿，王少华眼睛湿润了。
        2、山东省利津县有位以捡破烂为生的青年农民，名叫李俊民，８年来先后收留过数百名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人员。他没有万贯家财，他创办的“爱心家园”只能依靠自己的经营收入和部分流浪汉的劳动收入勉强维持，质疑之声也因此而起。有人称赞他的义举，也有人怀疑他只是把这些流浪汉当成牟利的工具。
        李俊民的处境反映出民间救助的困境。今年３６岁的李俊民是利津县汀罗镇皂二村人。在村里他最早做起收破烂生意。１９９７年冬天，李俊民在捡废塑料回家的路上，领回了第一个流浪汉。他回忆说：“他是个哑巴，３０来岁，精神不正常。当时蹲在路边，连冻带饿都快不行了。”李俊民把他带回家，给了他一些吃的、穿的，然后想打发他走。没想到，那人硬是不肯走了。这位“哑巴”至今还留在李俊民家。
        李俊民开办“疯人院”的消息随之传开。起初，只是李俊民自己往家带人，后来，有些好心人看到流浪汉在街上疯疯癫癫的，没人管，便打电话给他，问他收不收。迄今为止，连李俊民自己也说不清这８年来由他收留过的流浪汉到底有多少。一种说法，有近千人；一种说法，有六七百人。
        李俊民自豪地将自己的家称作“爱心家园”。原来在街头上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流浪汉，只要进入“爱心家园”就会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李俊民为他们理发，洗澡，换上新的衣服，为他们盖了宿舍、伙房，添置了电视机、卡拉ＯＫ等设备，抽烟的给烟抽，喝酒的给酒喝，主食虽然是几乎雷打不动地每人每顿三个大馒头，但逢年过节，李俊民也为他们包饺子吃。
        李俊民告诉记者，他收留过的流浪汉来自全国许多省份，能说出家庭地址来的，他就想方设法联系他们的家人，让他们领回家。有时，他也会亲自把他们送回去。也有一部分人从他的家里重新走失，不知去向。到目前为止，有二三百名流浪汉经他帮助找到了家人，滞留在他家的仍有４６人。
        山东省莒县长岭镇小庄子村村民史存凯，是李俊民收留过的众多流浪汉中的一位。几年前，史存凯在外出做生意时精神受到刺激，一度出走后便没了下落，家人甚至怀疑他已不在人世。一个多月前，李俊民费尽周折才查到小庄子村党支部书记家的电话，联系上他的家人。此前，史存凯已经在李俊民家住了一个月。
        如果李俊民能够让流浪汉们只是轻轻松松地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就会毫无疑义地被人称为“慈善家”甚至“圣人”。但显然，他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除了自己经营废品的收入外，要维持正常开支，他还需要他们的劳动收入。这使他得以继续收留流浪人员，但他的名声却因此受到了损害。
        李俊民得到了众多流浪汉家人的赞扬，但他至今并未得到过官方的奖励。利津县民政局一位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如果李俊民不靠流浪人员创收，我们会全力支持他，但现在，我们对他既不能褒也不能贬。
        皂二村一位妇女告诉记者，原来，李俊民家比较穷，自从收留这些流浪汉后，日子才一天天好起来，现在已经成为村里中等偏上的人家了，她不屑地说：“什么‘爱心家园’？我看是‘爱钱家园’。”利津县一些官方人士委婉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因为李俊民利用流浪人员牟利了，所以，他的行为便不再是单纯的献爱心之举。
        李俊民告诉记者，他现在的处境真是骑虎难下。他当初并没有想到，需要帮助的人会有如此之多。这给他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他说：“这些流浪在外的人，真正很傻很傻的很少，他们有清醒的时候，如果有人主动帮他们一把，他们就能找到家。不管他们，我从良心上过意不去。他们的家人找到他们时，我也挺高兴的。所以，我就一直要求自己再坚持几天。”
        流浪汉们有没有为李俊民创造剩余价值？显然，李俊民的说法和一些村民的说法相去甚远。但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李俊民收留的流浪汉中，有一些不具备劳动能力，他并不要求他们参加劳动。６月１７日，有３８名流浪汉被人雇走，８人留守，其中一位名叫“三毛”的流浪汉，是李俊民去年冬天收留的，十个脚趾全被冻掉，不能劳动，在家看电视。二、尽管流浪汉的身价较低，但他们并不太受欢迎，李俊民有时收费，有时不收费。前些年，村民对流浪汉心存畏惧，不敢用他们帮忙。现在，村民不害怕了，但还是觉得他们不顶一个人用。雇用一人，李俊民一般按每天１０元的标准收费，如果雇主肯包下流浪汉们的吃喝，他就不再收费。三、没人雇用流浪汉时，他们的开支全部由李俊民承担。皂二村村民刘树河说：“他要是不收这些人，有的人可能就不存在了。他养着那么多人，光吃喝一年得多少钱？这个季节有人用人，到了冬天没人用，他也得管饭，生病闹灾的，还得给他们打针买药，让能干的出来干点活，贴补贴补，有什么不对？”
        利津县民政局先后给李俊民送过两批物资，总共有２０袋面粉、２０件棉衣和３０床被子。李俊民对此并不满意，他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
对当地民政部门来说，如何对待李俊民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一个挑战。２００３年施行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但利津县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救助机构。办法规定的救助对象仅限于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对流浪在农村且精神有疾病的乞讨人员如何救助并未作出规定，还是一项空白。利津县民政局局长魏澄山认为，处理此事，他们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他们可以解决当地流浪人员的一时之需，但无力救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流浪人员；二是如果李俊民不组织流浪汉劳动牟利的话，政府可以支持他，但他目前的做法让他们感到为难。
        3、最近，刘翔参加了两次慈善活动，又引起了人们对明星慈善话题的热议。“功成名就”的体育明星参与慈善活动，其贡献不仅在于直接的捐赠，更在于其巨大的示范效应带来的社会响应。
        在许多国家，“体育”与“慈善”似乎是一对孪生子。而在我国，与刘翔、姚明等少数体育明星的高调善举相反，一些体育明星在运动场外的公众形象，更多是与财富、暴力、绯闻相关，独缺少慈善。
        日前，在上海市普陀区慈善大会上，刘翔将自己破世界纪录所穿的跑鞋捐出。２００６年７月，他穿着这双白色的战靴，跑出了１２秒８８的男子１１０米栏新的世界纪录。半年后，他将这双意义非凡的鞋捐给了新成立的“普陀特别关爱基金”。这双鞋择日进行拍卖。刘翔说：“不管是最后能拍出多少钱，只要能为那些需要关爱和帮助的人做一些事，我就很满足了”。
        １月２１日，在无锡的“中国体育明星慈善夜”活动上，刘翔为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捐赠出签了名的金色战靴。粗粗统计，自雅典奥运会夺冠以来，刘翔参加的大大小小慈善活动已有几十次。

        他捐过雅典夺冠的跑鞋、比赛服、自传书稿以及稿费。在２００４年底东南亚遭遇海啸期间，刘翔更是以个人名义捐赠了５０多万元的善款，这也是当时中国现役运动员中捐款最多的。如他自己所说，运动生涯中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基本上都捐出去了。用教练孙海平的话来讲，“刘翔参加慈善事业的时间要远远超过拍广告的时间。”
        无独有偶，中国体坛的另一代表人物姚明，也是参加慈善活动频繁而从不“高调”行事。
        这几年，细心的人们发现，自他去NBA打球以来，回国的时间不多，但每次在国内，他十有八九会参与一些慈善活动。为预防艾滋病作宣传、探访民工子弟学校、捐献骨髓……另外，他还是特奥全球大使、“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公益基金的捐助人。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是：２００５年７月的一天，姚明本来要到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汇蕾学校参加一项NBA的推广和捐赠活动。但是，由于在前

       一天出席另一个活动时脚踝伤势加重，最终未能成行。当时他就通过自己的经纪人向汇蕾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致歉，并表示自己在接下来的一年一定会抽时间到该校参观。在２００６年９月的一天，姚明如约来到汇蕾学校。他对这里的近６００名学生说：“这是我一年前的诺言，今天终于补上了。在这里我要向大家道歉，因为晚了一年。不过总算来了。”在许多人眼中，姚明的优秀，绝只不是篮球打得好。
        ２００７年１月中旬，刘翔和姚明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青年领袖”的名单。在一同入选的２２名当选的中国人中，刘、姚是仅有的两位体育明星。世界经济论坛的公报对他们的褒奖中，特别提到了“对公益事业的贡献”。
        4、在西方社会，慈善事业相当发达，据报道，美国每年的慈善资金能占到GDP的2.4%，有近80%来自于国民。其中，最富有的美国人中20％所捐赠的钱，占了全部慈善款的2/3。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3000万，城镇失业下岗者中的贫困人口约3000万，加上残疾人、受灾人口等其他生活困难者，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13亿总人口的10%以上。
但是，中国先富起来的富人对社会的回报却不那么尽如人意。2004年，中国国内入榜的135位慈善家共计捐款9.85亿元，约合1亿多美元。而2000年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是650亿美元，其中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捐款超过100亿美元，他在过去的4年里共捐款23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
        民盟中央在提案中指出，很明显，这相差的600多倍，并不完全是经济实力的对比，也有观念和机制的问题。目前，中国真正建立慈善事业机制，既需要富人的道义、良心的自省，也需要政府从各个层面鼓励发展慈善事业。
        5、 据中华环保联合会对全国NGO的调查，截至去年，全国已有2700多个正式注册成立的NGO组织；但正如新华社报道中所说，更多的自发草根组织或个人在行动。这是中国社会中最温暖的一股力量。他们活跃在环保、公共卫生、教育等领域，带来了令人感动的改变。
        新华网石家庄１月１６日电（记者 张涛）在中国官方最近宣布的２００６年度“中华慈善奖”５０个候选名单中，“顺其自然”“我想”等４个民间慈善组织榜上有名。“草根慈善组织”首次入围中国慈善事业最高政府奖，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中国民间自发兴起的“草根慈善组织”已经成为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说，我国去年共募集到慈善捐款约100亿元，其中通过政府渠道募集的35亿元，其余为各类慈善组织募集。近年民间自发兴起的“草根慈善组织”是一支不可多得的力量，他们募集到的慈善捐款因为一般独立运作，绝大部分不被官方掌握。
        名为“顺其自然”的民间慈善组织，是浙江省宁波市一个匿名市民发起的。据统计，7年多来“顺其自然”已累计向浙江省慈善总会捐款117万元，除向慈善总会捐款外，这一组织踪迹遍布各地：在宁波打工的江西人朱军华父子遭遇车祸，医药费没有着落，他们汇去3000元；宁波市聋哑学校学生周鸣脑肿瘤需动手术，他们汇去5000元；浙江省奉化市9岁孩子邬方裕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他们汇去1万元…… “顺其自然”的慈善行动悄悄进行，至今不向政府公布身份。
        在我国，更多的“草根慈善组织”是向外界公开的，他们的发起者是普通百姓，通过互联网等形式组织人们募捐救助贫困者，并相应把救助落实情况向外界公布。
        河北无极县青年卢英红自建“爱心无限”网站，通过网上发布贫困学生信息的方式开展募捐，6年来筹集价值数十万元款物，救助500多人。卢英红是无极县中医院一名普通职工，计算机本科毕业的他负责单位局域网管理和维护。2000年，当地媒体一则有关贫困生的消息让从小家里不富裕的他深受触动，他按照报纸上的地址去村里救助其中一个孩子，结果看到的贫困生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这让他产生一个想法：自己力量微薄，要发动社会力量对更多的贫困孩子实施救助。这年10月20日他建了网站，利用业余时间去河北各地农村寻找贫困孩子，把家庭确实困难、综合素质良好的学生作为资助对象在网上发布。全国各地网友寄来善款、文具、衣物等后，他再分别转邮给孩子们，因担心收不到，还时常专门送去，并及时把捐款发放情况公布在网站上，接受监督。
        河北灵寿县一个叫高鹏的孩子，父亲失踪、母亲改嫁，他和年迈的奶奶一起生活。8岁时，他得了一种怪病，双脚大面积溃烂。卢英红不久前在网上发布了这个孩子的救助消息，半个多月收到爱心捐款3000多元。卢英红又为他联系了北京一家大医院，治疗22天后康复出院。
        互联网快捷、交互的优势，让越来越多致力于慈善活动的人想到了网络募捐：一个名为“格桑花”的助学网站成立一年多来，吸引了1000多名捐助者，救助了2000多名贫困孩子，资助总额达到100多万元。去年7月，受台风“碧利斯”影响，广东韶关等地遭洪涝灾害，网民结成“赈灾募捐网络大联盟”，共捐赠物资13吨，包括衣物、食品、药品等……
        一民间慈善组织发起者的死亡引起的轰动，让人看到了中国普通百姓对慈善事业的热情。河北省邢台青年郭春辉是慈善组织“邢台正义之师”的负责人，他多次组织网民为贫困学生募捐，到孤儿院慰问孩子，并在闲暇时间与网友抓小偷。去年9月18日，他在抓小偷时被割断颈动脉救治无效死亡。随后，在河北各地又出现了“保定正义之师”、“沧州正义之师”等慈善组织；河北衡水市一些网民成立“网上爱心同盟”，组织募捐救助贫困者，成员已有20多个；邢台市一个市民日前成立“启民网络义工组织”。在这些网络慈善组织的发帖中能看出，他们受到郭春辉的影响。 一个多次参与“邢台正义之师”募捐的网民说，与政府的慈善机构相比，这种“草根慈善组织”更具有贴近性：发起者是普通人，因为这个组织规模不大，捐款发放更及时、更透明，捐款者能清楚地知晓钱发到了什么人手里。因此，这种组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欢迎。
        河北省民政厅社会救济处一位负责人说，发放捐款透明度不高、慈善项目贴近性差、激励政策不落实等是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长期以来，一些慈善组织经费紧张、人力缺少，人员大多为退休者，尽管他们德高望重、经验丰富，但由于缺乏精力旺盛的中青年工作者，这些慈善组织已不适应现代慈善业发展。
        专家认为，发展慈善业关键是提高社会公众的慈善意识。越来越多的“草根慈善组织”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但随着这类组织的壮大，政府部门扶持和引导工作被提到日程，比如通过网络募捐，由于网络本身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每一个实施爱心网络救助的人，很有必要考证其真实性，这就需要在有关部门监督下定期公布账目，最大程度地实现透明化和公开化。
        6、新华网北京1月27日电（记者崔清新）廖运刚一家自去年9月起陷入了经济困境。他不满４岁的儿子突然被诊断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说如果治疗顺利大约需要五六十万元。廖运刚出生在四川农村，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多年来他和妻子靠微薄的工资收入维持读书和生活，根本无力支付昂贵的治疗费。而面对全国有200万儿童白血病患者的状况，他也深知申请政府专项基金希望渺茫。关键时刻，一位素不相识的慈善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一个偶然的机会，廖运刚联系到了澳门慈善家林东。这位年近80岁的老人自幼失去双亲，靠乞讨为生。艰苦的生活经历让他立志要向更多的人传递爱心。十多年来他靠自己主办的东井圆佛堂化缘所得，为教育、文化等领域捐款超过3000万元。得知廖运刚的窘况，老人亲自赶到北京看望生病的孩子，慷慨捐助帮廖运刚解燃眉之急。
        林东说：“国家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单靠政府是不够的，必须依靠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事实上，像林东这样由民间自发的慈善义举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靠蹬三轮车攒35万元全部捐助给贫困学生、自己生活却贫困潦倒的天津老人白芳礼，为社会捐赠20亿元成为中国最慷慨慈善家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资助西部学生总额达100多万元的网站“格桑花”……民间慈善力量在展示出国人的善良与责任感。
        民政部统计，我国去年共募集到慈善捐款约100亿元，其中通过政府渠道募集的有35亿元，其余为各类慈善组织或个人募集。
        本月初，政府宣布的2006年度“中华慈善奖”的50个候选名单中，“顺其自然”“我想”等几个匿名慈善团体或个人榜上有名，成为入围我国慈善事业最高政府奖的慈善表率。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指出，政府社会救助金一般来自财政收入，以困难群体的经济收入为救助标准，属于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而慈善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属于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
        他认为，慈善事业不仅可以弥补国家各项政策的遗漏，还具备维系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与公德等多方面的功能。
        按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的说法，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仅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如此庞大的群体，单靠政府的力量很难照顾周全。”
        “把社会对个人的关爱做细、做具体还要靠民间慈善力量。”王振耀说。
        有位网友这样写道，应让捐献者包括每一个公民直观地看到爱心流动的每一个环节。否则哪怕只有一个基金会打着爱心的名义骗钱，对公众造成的伤害也是不可估量的。
        专家表示，一些慈善组织运作不透明、政府对企业捐款的税收激励政策不足、申请捐款免税的手续复杂等问题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草根慈善的努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体制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公众慈善捐助的热情还不高。王振耀介绍，我国每年募集的不足100亿元慈善资金尚不足全国GDP的0.05%，对财富分配格局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美国每年的慈善资金能占到GDP的2.4%，有近80%来自于国民。
        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表明，我国拥有80%以上社会财富的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
民政部本月初发布的《2006年中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慈善法草案已经起草完毕。王振耀说，希望这部法律能早日出台，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但不能等制度建立起来才开始做慈善。
        7、据媒体报道，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2005年度工作报告显示，其当年接受的捐赠款仅为8208元。这一数据被某公司负责人蔡晓质疑，因为仅该公司当年便向基金会捐赠了10万元。该基金会受捐额仅8208元，但管理费却有60多万元，令专家感觉“不太正常”。网友对基金会打着慈善的旗号“吃慈善“的行为表示愤慨，认为目前慈善捐助中“诚信”二字被打上问号也折射了我国慈善管理制度的缺失。
        广州女侠：慈善机构应提高工作透明度，增强社会公信力。每次活动募捐多少钱，用到了什么地方，是哪些人捐的款，这些信息都应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慈善捐助大军，才能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qurente：我们可以谴责某些人利欲熏心鲸吞善款，也可以责备部分慈善机构失职，但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套透明的法规制度。慈善事业需要政府、社会、慈善机构等多方面形成的合力，需要完善的慈善法律法规作保障。
        新华网友：政府有关部门的任务就是培植诚信慈善机构，架起捐助人与捐助对象之间沟通的桥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提升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如果捐助人被慈善机构忽悠，善款去向不明，最后只会凉了捐助人和等待捐助人的心。
        新华网友：应建立起公开透明的机制，让捐献者包括每一个公民直观地看到爱心流动的每一个环节。具体讲就是，捐者是谁、捐款数额是多少、捐款到了谁手里、捐款收到了怎样的效果，都要定期向公众公开。相信只要有了这样一个流程，就会减轻大家的捐献疑问，社会各阶层也就会更自觉地参与到捐献活动中来，慈善捐献也就会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亮点。
新华网友：社会基金应有统一的收缴帐户，可由财政部门下设社会基金帐户管理处代管，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社会捐助或募集的教育基金、体育基金、残障基金、贫困救助基金等，实行收缴、保管和使用分离的原则，从社会基金管理处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查出各款项的去处和用途。
        蓓蓓：目前，基金会与企业合作并收取管理费的现象非常多，这种合作往往打着公益的旗号，但实质上不少企业和基金会却各有所图。对企业来说，它看中的是基金会“中国”、“公益”的金字招牌，只要花少量的钱就能买到这些招牌，为企业宣传服务。对基金会来说，把慈善募捐的工作包给企业，自己不但不用投入一分钱、一点力，反而可以向企业收管理费用，自己无须承担风险。以上模式固然有成功促进慈善事业的案例，但它的负面作用也很大。 一来，因为在中国基金会还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把慈善募捐工作包给企业，实质上就是把法律授给基金会的特殊权力转让给了企业，管理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管。二来，募款其实是一项专业的工作，在国外这须由专门的募款公司来做，募款公司还可从募集款项中得到提成，这样一来，募款的效率和成功率很高。而在中国，企业会把募款当副业来做，缺少全力的投入，甚至有些企业关心的主要是参与慈善给自己声誉带来的增值效应，所以其募款效率和效果无法保证。三来，如果有些基金会通过卖招牌坐地圈钱，也不利于行业内形成

竞争和淘汰机制，一些运作能力差的基金会即使募集不到多少善款，但可以得到企业源源不断的输血，企业的这些钱不是善款，而是作为“工作费用”并最终变成了人头费、福利费，让一些慈善组织成为养人吃饭不干事的地方。
        所以，要想彻底避免捐赠款与管理费的性质之争，避免捐赠款与管理费倒挂的尴尬，管理部门应该对公益慈善组织向企业收取管理费的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如此将促进慈善事业的“优胜劣汰”，让运        作能力差的基金会难以有生存空间，防止做慈善的实际在“吃慈善”。此外，这将会引导企业做纯粹的慈善，而不是借慈善之名行炒作之实，为慈善发展确立一个健康的根基，创造更良好的政策环境。
        8、２００５年，成都市慈善捐款首次突破一千万元，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据。但是，捐款的９０％来自于普通市民，来自民营企业的捐款不到１０％，几乎找不到成都知名企业的老板和富豪们的身影；同样是在２００５年，重庆市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因累计捐赠４０００多万而获得“中华慈善奖”，但他却是唯一获奖的重庆富豪。作为得益于改革开放而“先富”的群体，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一支力量，但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远没有达到社会公众的期望值。
        重庆中农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崇理说，中华民族素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美德，但为什么会出现富人“惜捐”的情况呢？因为社会没有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的政策、法律体系，现有的一些机制又十分僵化，搞得慈善事业不慈善，仅有的一些慈善活动又缺乏必要的公信力，捐助者的合法权力得不到很好的保证，最后大家只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使得他们对慈善事业冷漠，这是社会的不幸，公众的不幸，也是先富起来一部分人的不幸。
        中豪律师事务所（集团）重庆所律师齐飞认为，我国在税收方面对企业从事慈善的鼓励力度还比较有限，国家规定企业享受慈善捐款抵扣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较低。除了通过红十字会等几个团体、机构选择部分捐赠项目，能获得税前全免的“慈善减负”外，捐赠者在其它慈善机构捐赠款项，相应税费减得很少。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在有关税收的规定中，对慈善捐赠免税，而我国税法规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的额度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全额抵扣的捐赠项目更是非常有限，这成为制约富人阶层投身公益事业的重要“瓶颈”。    齐飞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３％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换句话说，如果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超出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３％，超额部分还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这就出现了企业捐赠越多，纳税也就越多的怪现象，这在其他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文件规定，凡向中华慈善总会等５家慈善组织进行捐赠的，“准予在交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部扣除”，但由于税收优惠的范围很小，且免税程序也相当复杂，整个办理过程大概需要经过１０道程序，办理时间至少要两个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间企业捐赠的热情和积极性。
        法律界人士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并出台《慈善事业促进法》，将个人及企业的慈善捐款全部扣除在应纳税基数以外，对慈善捐款进行全额免税，并将捐赠人捐赠的物资也计算在企业运行成本之内。同时，还应最大限度地简化相关免税手续，利用税收这一最有力的经济杠杆来鼓励和引导企业、团体、个人向慈善事业捐款捐物，以壮大慈善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据有关统计表明，不仅是拥有较多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社会责任意识比较薄弱，普通社会公众的慈善意识也令人汗颜。从世界范围来看，捐赠有三种方式：捐物、捐款、捐赠时间做义工进行慈善活动，我国这三个方面的捐赠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我国每年的善款仅有１０％来自与民众，人均还不到１元人民币；而美国有８５％来自于民众，人均年捐赠额为８７６美元，尤其是其中个人捐赠资金总额达到１９９０亿美元，占全美捐赠总额的７６．５％。
        重庆奉节县慈善会会长吴应南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政府对社会“大一统”的思想传统根深蒂固，加上部分行政官员顾及权力转移将削弱管理社会的能力和自身利益，致使政府转变职能的速度不快，制约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的慈善机构的管理人员大多有“党政背景”，长期的“行政经验”导致工作模式陈旧，其活动目的和运行方式上刻上了很深的“行政化”烙印，导致开发

        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难以培养社会公众慈善意识。
        公务员小陈的感受很能代表普通公众对“慈善行政化”的理解。进机关３年多的他对捐款捐物甚至有些“反感”。他说，现在一有什么水灾旱灾，政府就下令各单位职工捐款捐物，说起来是自愿，但各单位还不是直接从工资里面统一扣一两百元。别人受了灾，的确应该发动大家捐助，但是靠行政命令既让人感到别扭，又培养不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好象是“完成任务一样”。小陈说，最让人感觉“出了钱还不塌实”的是，慈善款物是否被滥用？是否发放到了受赠人手中？这些本应完全透明的情况很难了解，导致我国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很低。
        吴应南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对于发展公益事业要有完善的政策法规和释放足够的公共空间。因为，公共空间是慈善公益事业存在的基础，创造公共空间既是非盈利性机构的使命，也是当前阶段慈善事业发展环境的基本要求。现在的关键是要制定能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向公益事业捐款，将部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从政府日常工作中分离出来，交由专业化慈善机构负责。同时，完善对慈善机构和捐赠款物的严格审核、监管机制，随时公布慈善款物的来源和流向，并建立完全透明的公众查询系统。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近日在重庆参加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论坛时透露，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慈善资源状况，力争用５年时间使慈善捐款总额达到５００亿元。他说，确定慈善捐赠目标不是目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让更多的人通过捐赠体会到“施比受更幸福”的感觉。
        重庆红十字会在过去１０年的遗体捐献工作实践中，以独特的纪念宣传活动引起了广大市民对这一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体会“施比受更幸福”的感觉。为了表彰捐献者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并给捐献者的亲人提供一个寄托哀思的场所，重庆红十字会建立了“重庆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将捐献者的名字刻于石碑上，每年清明节期间，都组织志愿者和捐献者家属开展纪念活动，成为了一个人道主义思想的教育基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这种爱心的感染下，２００５年重庆实施遗体捐献者达６５例，是历年来接受遗体捐赠最多的一年。２５００名市民正式登记身后捐献遗体，近６０００市民登记身后捐献眼角膜。
        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指出，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之一，它反映出目前我国财富分配的失范和显失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处理好财富分配问题让百姓合理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与创造社会财富同等重要。“慈善事业不仅可以弥补国家各项政策的缺漏，还具备维系社会健康、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冲突，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与公德等多方面的功能”郑功成在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论坛上说。
        不仅是专家学者不断强调慈善事业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先富”阶层也逐渐意识到，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民营企业家胡崇理说，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一个和谐兼容的社会关系，是民营企业生存之根本，帮助政府解决、减缓一些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的矛盾，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重庆世纪民生能源集团董事长薛方全认为，民营企业家投身慈善事业平衡着最基本社会层面的心理杠杆。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是最近２０年的事情，有人说民营经济是典型的“草根经济”，民营企业家虽然敢为天下先，但从根本上与普通大众还是血脉相连的。这就使普通公众对民营企业家的态度有着鲜明的两面性，而非隔着距离的模糊性。一方面他们有对其创业才干的欣赏，认为靠自己的能力打江山，是真功夫；另外一方面他们对民营企业家在成功后所需面对的方方面面的压力理解较少，对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会有一个比较苛刻的心理要求。因此，民营企业家作为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先富起来的人，是严于律己还是飞扬跋扈，是乐于回报还是麻木不仁，对社会最基本层面的民众心态影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成为公众观望社会价值走向的一个风向标。
        9、重庆市今年遭受百年一遇特大旱灾，许多单位、企业和市民在募捐活动中解囊相助。在募捐活动中，重庆市政府社会捐助接收办公室成为最大的募捐主体，应该承担主要募捐职能的慈善组织却备受冷落。截至１０月初，前者接受捐款１．３２亿元，重庆市慈善总会及区县慈善会仅接受捐款２０００万元左右。巨大的反差引起了慈善组织的不满。
        重庆市政府社会捐助办设在重庆市民政局，具体工作由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处负责。抗旱期间，重庆市政府公布了社会捐助办的电话和捐款账号，至今重庆市民政局网站上依然只挂着社会捐助办的电话和账号。于是许多单位、尤其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把单位和个人的捐款送到了社会捐助办，在政府要求和重庆市国资委组织下，重庆市国有企业把７０００多万元捐给了社会捐助办。许多慈善界人士认为，政府代替慈善组织“数钞票”，是明显的越位。政府可以号召募捐，但应该让慈善组织做事。有一位企业副总裁本来同意捐款给慈善总会，社会捐助办账号公布账号后，他马上把钱改捐给社会捐助办。这是因为社会捐助办代表政府，企业想让政府“领情”。重庆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冯秀文说：“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到处劝募，有时候５０元的捐款都要坐公共汽车去接受，但因为我们不是政府部门，经常受冷遇。”
        记者调查发现，在广东、天津、上海等地，募捐主体都是慈善组织。慈善界人士认为，民政局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局救灾救济处一天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到处借调人员搞募捐，天天接电话、数钱、开发票，还没有专项工作经费，慈善组织却在一边“歇凉”，这种体制确实有问题。
        即使在重庆市党政机关内部，募捐主体也不规范、不统一，不仅社会捐助办接受捐赠，其它各单位、各部门也都接受捐赠，使善款难以整合，降低了其抗旱救灾的作用。记者了解到，前不久广东省政府为重庆旱灾捐款２００万元，但社会捐助办并没有收到捐款，最后打听到这笔捐款在重庆市财政局的账上。媒体报道说，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给重庆灾区捐款２４０万元，但社会捐助办不知这笔款在何处，后来才听说在重庆市移民局账上。一位民政干部认为，以政府名义接收捐赠时，募捐主体应该统一。
        募捐主体不同，资金就很难“打捆”使用。在重庆市，一些党政机关都下设扶贫集团，扶贫集团由各大企业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对口支援贫困地区。抗旱期间，重庆市人大扶贫集团为忠县捐款３３４万元；重庆市委农工委扶贫集团为石柱县捐款１４５万元，其中市农办１０万元、市农综办５０万元、渝中区５０万元、公交控股集团５万元等等。社会捐助办曾接到重庆南方集团一笔１００万元捐款，重庆市人大就给民政局打电话，要求社会捐助办把这１００万元划到人大扶贫集团的账上，民政局领导则以“市里统一规划使用，一分钱不能动”为由拒绝。这位领导说，募捐主体太多，捐款资金分散使用，不如“打捆”使用效果好。目前重庆市慈善总会工作经费很难得到保障，财政不拨款，主要靠“化缘”：一是重庆民生实业公司等极少数企业捐助少量工作经费，二是重庆市民政局从福利彩票公益金里拨一点资金，三是每年收取一两万元会费。重庆市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冯秀文说，政府应该多支持、少干预慈善组织的工作，并给予资金扶持。
        根据有关规定，慈善组织可从非定向捐款中提取１０％作为工作经费。但冯秀文说，重庆市慈善总会去年共募捐资金８００万元左右，多为助学、救灾等定向捐款，根本不能提取工作经费。不少企业不允许自己的捐款被用作工作经费。即使是非定向捐款，慈善总会也不好意思“提成”。中华慈善总会“微笑列车”项目利用国外专款为贫困儿童做“兔唇”手术，自带工作经费，但绝大多数国内捐款不含工作经费。冯秀文说：“捐助企业往往认为我们帮政府做事，政府肯定给我们发工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现在完全凭党性做事。”
        与重庆不同，广州市财政对慈善组织的扶持力度较大。据广州市慈善会副秘书长苏跃文介绍，广州市慈善会所有经费都纳入财政预算，其所有人员的工资、办公费和设备费，都由市财政拨款，基本不动用善款，募捐时民政部门也没有取而代之。广州市慈善会有２０个人员编制，现在只有１８个人。然而，重庆市慈善总会等不少慈善组织却没有任何编制。
        许多慈善组织不仅经费紧张，而且人力奇缺，工作人员严重老龄化。长期以来，慈善会、红十字会等都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社团组织和“养老院”，尤其是不少地方民政部门兴办的慈善组织，都由退休人员组成。尽管他们德高望重，经验丰富，但由于缺乏精力旺盛的中青年工作者，这些慈善组织已不适应现代慈善业发展要求。重庆市慈善总会只有８位退休老同志，其他许多省市的情况也是如此。
        重庆市渝北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正槐说，渝北区慈善会是一个“临时性”组织，只有两个人，会长是原副区长，他不计较待遇，分文不要，但光靠两个人做事是很难的，而且分文不取的工作人员毕竟是少数。政府应考虑如何充实慈善组织，使之“焕发青春”。
        红十字会是纳入政府编制的社团组织，但记者调查发现，红十字会也呈现老龄化。天津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韩军说，目前红十字会干部队伍老化，处级干部平均年龄５０岁以上，进来的人大都“老死”在这里。但在国外，做红十字工作的人大都年轻有为、综合素质高。政府不应把红十字会干部岗位当成“闲职”，应该像配备其他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那样加强红十字会组织建设。
        天津市汉沽区慈善协会一位负责人说，目前我国慈善组织的捐赠网络尚未真正形成，慈善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工作水平和活动能力受到自身条件局限。南开大学博士兰花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慈善组织缺乏活力。由于政府掌握了对慈善组织人事的安排权，造成慈善组织主要由曾经在政府工作的人员构成，缺乏专业人士加盟，慈善组织仍然按照政府工作方法工作，缺乏激发员工工作热情和奉献爱心的激励机制。
        一些专家和慈善业界人士呼吁，政府与慈善组织应明确分工，完善社会救助和慈善体系。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克勤认为，政府社会救助金来自于财政收入，属于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而慈善救助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属于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政府社会救助以面为主，即以困难群体的经济收入为救助标准，管理模式是层级制，救助金按级划拨，层层落实；而慈善救助则以项目为主，更关注效率，减少中间环节，实行直接救助，更具有灵活性、机动性与多元化。
        10、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由政府包办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事业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中国现有慈善公益组织只有约100个，掌握的资金总额不到GDP的0.1%，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弱。
        民盟中央在向大会提交的发言中分析说，中国的慈善机构维持垄断格局，成了制度缺陷的“瓶颈”，结果必然使慈善事业依附于政府，无法变成真正的社会公益活动，也就无法吸引更多富人的财富流向公益事业，造福社会。
        此外，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法规条款或行政文件，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等完整的法律框架尚未形成。正因为如此，民间的慈善组织难以壮大。
        创新中国的慈善体制，改革现行的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民盟中央建议，应尽快研究并制定慈善事业法，单独颁布《慈善事业条例》，从法制上统一规范慈善事业的性质、地位和原则。
        民盟中央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要从慈善公益组织的社会运行标准、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着手，既要明确政府监督部门与社会协调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运作程序，也要明确慈善机构的行为准则，接受捐赠和实施救助必须公开透明，合理合法，防止借“义演”、“义卖”等合法外衣谋取不正当私利。
        其次，应在政策上对慈善事业有所倾斜，对管理规范、运行较好、有较高社会公信度的慈善公益组织进行相关评估，对取得信用资格认证的慈善机构，应享有社会捐赠的优惠政策。参照先进国家的惯例，利用税收杠杆，对慈善公益捐赠减免税收，以培育更多民间机构从事慈善事业。
        政协委员们还建议，研究考虑开征遗产税、所得税、赠与税乃至特别消费税，鼓励富人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扩大捐赠资金量。此外，还应转变政府职能，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功能。政府在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部分事务性职能，应逐步转移给有资质的社会慈善组织，如划拨部分社会福利基金给慈善组织，用于慈善救助，壮大慈善事业力量，政府主要是加强监管。
问题五、概述材料反映的我国慈善事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字数350字，10分。
        一是慈善组织和机构数量少。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28万多个，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志愿者协会或义工协会刚刚起步；具有影响力的基金会不多。二是慈善机构募捐能力较弱，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较差。三是税收政策的积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四是专项的慈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当前亟须在法律上明确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亟须规范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行为。五是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有些慈善机构管理上存在漏洞，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大。六、完善社会救助和慈善体系，出台法规鼓励和规范社会救助组

织。

        二、申论要求

        问题一、就材料1、2反映的问题，向作为主管部门，向当地政府写一份情况反映。字数不少于1000字。30分。
        问题二、针对材料3、4写一篇小评论，题目自拟，字数不多于350字，10分。
        问题三、用150字概括材料4、5反映的主要问题。10分。
        问题四、用150字概括网友对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的措施。10分。
        问题五、以“慈善，是构筑和谐社会的一个支点”为题，展开论述，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议论文。30分。

        三、作答提示

        问题一、情况反映要概述情况，表明态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1）关于民间慈善义举有关情况的汇报
        省政府领导：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提高，但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离真正的小康生活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那部分家庭贫困，生活困难的群众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还有就是那些患有精神疾病，流浪乞讨的特殊群体。虽然我们国家每年拿出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于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也设有慈善基金和慈善机构，但这些措施难以惠及所有的困难群众，更多的情况是困难家庭得不到帮助，流浪者街头乞讨。
        在政府尚未出台更有利的措施情况下，民间出现了个人出力出资救助救助困难群众的现象。
        家住湘潭市的王少华是一位专门通过“讨”钱来资助困难群众的“慈善中介”人。每次去募捐他都带上媒体对他的见义勇为事迹的报道和救助对象的资料，目的是让被讨钱者相信他的义举。在他的帮助下，很多困难群众得到了救助，但也有些人认为他是在为自己谋利。
        还有一个例子，李俊民是一个以捡破烂为生的青年农民，八年期间收留过数百名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人员。没有万贯家财，他创办的“爱心家园”只能依靠自己的经营收入和部分流浪汉的劳动收入勉强维持，但质疑声也因此而起。有人称赞他的义举，也有人怀疑他只是把这些流浪汉当成牟利的工具。
        对于民间出现的这些以群众个人行为进行的慈善义举是值得褒奖的，他们的行为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一个亮点，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但是，这些事例的出现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我们有关部门在社会困难群众的救助与流浪人员的安置问题上的缺位。毕竟单靠人民群众个人力量很难帮助所有的困难群众度过难关，很难将所有的流浪人员的安置问题彻底解决。从这一层面来说，救助的主体应该是政府而不是群众个人。所以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向省政府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尽快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困难群众建立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的救助办法，将所有的困难群众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让人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福音。
        其次，加大对慈善事业的财政支出，包括慈善机构和慈善基金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上岗培训和工资福利待遇的提高，确保慈善工作落到实处，让那些流浪乞讨人员不再居无定所
        再次，继续鼓励并规范民间慈善义举，对于那些在慈善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要奖励，探索建立民办性质的慈善机构，政府可以给与政策支持和优惠，让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
        最后，增加宣传和教育的力度，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优势，把扶贫济困作为一种美德。
        相信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得到群众的认可。

        ××民政局
        2007年4月1日

        （2）关于完善慈善机构的报告市政府：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但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导致了一批特贫或因病

        返贫的群众,而社会救助体系和慈善事业的落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
        湖南湘潭的王少华,每天早早起床,外出讨钱,把讨来的钱资助别人有＂捐资助学＂,帮助特困家庭等等,并且每笔募来的钱数来源和去向都有记录,有本可查.王少华在募捐过程中吃尽了脸色,更为值得深思的是,有位副局长得知王少华的讨钱行善的事后,经常自掏腰包送王少华讨贫问苦,却约法三章不要王少华宣传.山东利津县的李俊民,创建爱心家园,8年先后收留过数百名患有精神病的流浪人员,能联系到亲人的,李俊民便想方设法让其回家,后来,由于收治的人越来越多,他便发动这帮流浪汉参加劳动,以解决日常开支,或者解决流浪人员的食宿问题。
王少华的＂行乞济贫＂,李俊民的收留流浪精神病人都暴露出我国社会救济体系的慈善事业的落后,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
        造成社会救助体系和慈善事业不健全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社会救助机构不健全,人员素质低.像利津县日前并没有救助机构,并且有的地方即便有此机构,也常处于＂执法者＂的地位管理他们。
        第二,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当前没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对特贫人员,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办法。
        第三,法制不健全.从立法的角度讲,没有从立法的层面解决社会救助的问题,使救助基本处于空白。
        针对目前社会救助存在的诸多问题,特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完善社会救助机构,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加强对贫困人员,乞讨人员的救助。
        其次,完善相关救助制度,救助资金及时公布使用情况.以打消人们救助的积极性不高问题,同时防止资金被乱用。

        再次,健全相关法律.法律规定人人权利平等,应保护其合法权益。

          ××民政局
          2007年4月1日

        第四,加强对贫助人员、乞讨人员的宣传教育,让其主动接受救助。
        问题四：民间人士渐成慈善主力；慈善行为提升公众社会责任；中国慈善事业任重道远。
        问题五：（1）一是慈善组织和机构数量少。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28万多个，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志愿者协会或义工协会刚刚起步；具有影响力的基金会不多。二是慈善机构募捐能力较弱，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较差。三是税收政策的积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四是专项的慈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当前亟须在法律上明确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亟须规范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行为。五是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有些慈善机构管理上存在漏洞，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大。六、完善社会救助和慈善体系，出台法规鼓励和规范社会救助组织。
        （2）存在的问题：作为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对慈善事业冷漠，远没有达到公众的期望值；捐赠款税收优惠范围太小，免税程序相当复杂；公众慈善意识令人汗颜，行政化模式严重，难以培养社会公众的慈善意识；政府提慈善组织做事，吸引企业捐款，而慈善组织受冷落，工作经费难以保障；
原因：社会还没有建立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政策和法律体系，捐赠几乎不免税造成公众捐款积极性差；捐款情况不透明，慈善事业公信力低，政府越位，挪用善款，缺乏监督；社会慈善事业脱胎于计划

经济时代长期维持垄断格局，资源少，发展水平低；慈善组织经费少人员严重老化，缺乏活力，不适应现代慈善业发展。